日前，28歲的韓國女團KARA前成員具荷拉在首爾家中自殺身亡。在圈內好友崔雪莉身亡的消息公布時，具荷拉曾流淚說會為了好友好好活下去，令人惋惜的是，不滿壹個月她就選擇了用同樣的方式離開人世。
2018年，具荷拉被男友崔鐘範家暴，並因對方用親密視頻相威脅而在電梯內向其下跪。監控視頻曝光後引發了韓國女性的大規模遊行，她們舉著各種標語控訴違背女性意誌、侵犯女性的男性：“我的生活，不是妳的AV”“所有這樣的韓國男人都是罪犯，拍攝的、上傳的、觀看的、袖手旁觀的”。即使得到了如此規模的聲援，具荷拉依然沒有等來正義的審判——今年8月，崔鐘範恐嚇、強迫、傷害、毀壞財物等罪名成立，被判有期徒刑壹年六個月，緩刑三年。那個給她造成無限痛苦的男人，不僅沒有當即接受法律嚴懲，還若無其事地開了新的理發店，並在社交媒體上進行宣傳；與此同時，她則因在日本復出演出中出現抹胸裙下滑的意外而被韓國網友攻擊為炒作。
《人物》撰文指出，具荷拉和崔雪莉殞命於韓國娛樂圈“絞肉機”，它由保守性別觀念和資本澆築而成，“壹方面制造出世界壹流的幻覺蜃景和偶像產品，另壹方面又最典型、劇烈地映射並且再生產著東亞儒教文化圈延續千年但從未被動搖的文化規範和性別權利結構。”正如壹位韓國網友所說：“女性藝人因為被偷拍視頻，害怕被傳播，又是下跪，又是挨打，還被蕩婦羞辱，即便道歉還被網暴的時候，男性藝人去著夜店、磕著藥，又強奸又偷拍，還傳給別的男人看，這就是現實。”
因為長期站在聚光燈下經受公眾的消費、物化和想象，女性公眾人物往往承受著成倍的男性凝視、性別歧視和性騷擾。而對於千千萬萬普通的韓國女性來說，彌散於全社會的“厭女氛圍”則在無形中捆住了她們的手腳，悄無聲息地捂住了她們的眼睛。這或許正是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2016年出版後壹舉成為售出百萬冊的暢銷書、引起廣泛討論的原因。書中道盡了壹個韓國女人從出生到成為人婦所經歷的所有細碎的、只有女性需要承受的不公與痛楚，韓國女性學者金蓮珠評價稱，看到最後，妳甚至都分不清作者寫的是金智英，還是妳自己。
這也正是作者趙南柱想要達到的目的。“我寫小說的第壹個目的，就是要將生活在韓國的女性的真實生活沒有任何歪曲和貶低地記錄下來。”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郵件采訪時，她如此答道。
不再沈默的女性
1978年出生於首爾的趙南柱有著通常意義下順遂的人生：她是家中三個孩子的老幺，成績優異。自梨花女子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她在《Live今日早晨》等時事教養節目做了十年PD，生完孩子之後成為全職主婦。
然而內心深處，趙南柱知道這種身份轉變並不是她自願的。她依然記得，在大學時，因為校園裏全部都是女性，女性可以做代表，女性可以當校長，無論是需要力氣的活還是需要動腦的活，女性都可以做，但出了校門進入社會、結婚生子之後卻意識到，生活中處處都是看不見的墻，“明明和男孩受了同樣的教育長大的，是我做錯了什麽嗎？”雖然在離職時同事們都跟她說，健康地生下孩子就回來上班吧，但當女兒出生，趙南柱才發現，不規則的上下班時間和雇傭保姆的費用讓她別無選擇，只能壹再延遲回歸職場的時間。不知不覺地，她就成了壹位全職主婦。
能夠壹邊照顧孩子壹邊在家裏從事的工作不多，趙南柱就抽孩子中午和晚上睡覺的時間來寫小說。她用了兩年時間寫了《傾聽》，這部講述壹個貧窮、智力低下、聽不到別人聲音的孩子的小說獲得了2011年第17屆“文學村小說獎”。然後，她又以夢想成為體操選手的36歲無業遊民為主角撰寫了《為了高馬那智》，獲得了2016年“黃山伐青年文學獎”。
趙南柱在接受“壹條”采訪時說，寫作《82年生的金智英》的契機是受到了“媽蟲”這個詞的刺激。2015年，韓國出現了許多與女性相關的熱門話題，“媽蟲”這個詞也在那壹年出現。在韓語裏，“蟲”經常被添加在各種讓人看不慣的行為後面，代指某壹類人。全職主婦居然被稱為“媽蟲”，這讓趙南柱震驚又難過。“在此之前，再怎麽侮辱也不會侮辱到媽媽們身上。媽媽，特別是母性，總是偉大又神聖的，怎麽能用‘蟲’來形容媽媽啊？之後我才醒悟過來，原來這類社會現象已經比我想得嚴重多了。我決定用筆寫下這些故事。”
“82年生的金智英”來自於這樣壹個現實背景：1980年代的韓國社會高度重男輕女，技術進步帶來的胎兒性別鑒定技術讓許多夫妻選擇流掉女胎，主人公在青少年時期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不景氣和裁員潮，又在2012年韓國“無償保育”政策開始時經歷生育和育兒；“智英”是1970年代晚期至1980年代早期最受歡迎的女孩的名字，再冠以韓國最常見的姓氏“金”，因此便有了“金智英”這個名字。
如果用壹句話來概括《82年生的金智英》，那就是“壹個雖然很努力，但依然被嫌棄的韓國女人的前半生”：小時候偷吃弟弟的奶粉被重男輕女的奶奶打罵；在學校裏被男同學欺負，老師非但不批評男同學還說男生是喜歡妳才打妳的；女生們揪住變態狂反而被老師責罵不要臉；在公司裏對廁所中的偷拍攝像頭心驚膽戰，做同樣工作收入卻比同級男性同事低；婚後每逢節慶都要陪丈夫回公婆家下廚做家宴，盡管自己的父母同樣也住在首爾，卻從來未能陪他們壹起過節；生了孩子被迫辭職成為家庭主婦，丈夫完全撒手不管；帶孩子去公園裏散步，捧著咖啡坐下休息壹會，路過的男職員指指點點：“我也好想用老公賺來的錢買咖啡喝，整天到處閑逛，媽蟲還真好命……”
《82年生的金智英》【韓】趙南柱 著 尹嘉玄 譯大魚讀品|貴州人民出版社 2019年9月
在寫作過程中，趙南柱收集了大量女性相關報道和統計資料，把韓國女性生活中可能遭遇的所有性別不公都糅合、投射到了“金智英”身上，刻畫了壹個最平凡無奇的女性，正是這種“普遍性”讓許多讀者產生了共鳴。《82年生的金智英》大獲成功之後，趙南柱又推出了另壹部女性主義小說《她的名字是》。該書由她於2017年每隔壹周在《京鄉新聞》上連載的文章修改集結而成，她采訪了60多位女性——從9歲的小孩到69歲的老奶奶——根據她們的故事創作了28篇短篇小說。“如果說《82年生的金智英》是縱向敘述壹個女性的壹生經歷的話，那麽可以說《她的名字是》橫向展現了壹個時代各個年齡段的各種女性的故事。”
從《82年生的金智英》到《她的名字是》，兩部小說在講故事的過程中引用了大量社會調查數據或新聞報道，給人壹種平鋪直敘的紀實文學之感。對於壹位有著社會學背景的小說家而言，虛構寫作與非虛構寫作的界限在哪裏？
“我認為重要的是‘這本書講了什麽故事’而不是‘這本書是什麽’，我選擇用傳達感情最好的方式和我最能寫好的方式來寫小說，”趙南柱回答，“我認為，將作品劃入哪種題材其實沒有關系，讀者把它當作小說作品亦或是看作社會學報告，都是正確的。像《她的名字是》這部作品，根據對壹個人的采訪不能寫成壹篇小說，因此我把對60多位女性的采訪寫成了28篇小說。通過小說形式可以更集中地表現作品主題，塑造虛擬人物可以更容易地幫助讀者理解和產生情感上的共鳴。”
《她的名字是》【韓】趙南柱 著 徐麗紅 譯中信出版集團 2020年1月
日益憤怒的男性
10月23日，根據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改編、由鄭裕美和孔侑主演的同名影片在韓國上映，首日就超過《沈睡魔咒2》和《小醜》成為當日的票房冠軍。有豆瓣網友表示，影院裏80%都是女性觀影者，到了電影的後半部，影院裏幾乎所有女性都在抽泣。在韓國電影評分網站NAVER上，女性觀眾為這部電影打出的平均分數是9.46，男性則是1.76，有男網友留言稱電影是“壹群被害妄想癥的狂歡，建議送她們去心理治療室”。
來自男性的惡評早在電影上映前就已經存在，甚至有評論認為，《82年生的金智英》撕裂了韓國社會。飾演金智英的鄭裕美遭到了瘋狂圍攻，被詛咒這將是她的最後壹部電影，更有極端網友在青瓦臺網站上請願禁止該片的拍攝。盡管就故事本身而言，《82年生的金智英》不僅毫不極端，甚至稱得上溫和，但依然有不少韓國男性認為閱讀、宣傳這部小說是在宣揚“極端女權”——壹個我們相當眼熟的指控——並竭力打壓那些宣稱讀過這本書的、或有“女權苗頭”的女性公眾人物。
《82年生的金智英》電影海報
韓國女子組合Red Velvet成員Irene（裴珠泫）在粉絲見面會上表示自己最近在讀《82年生的金智英》，很多男粉絲罵她是女權主義，把她被剪碎、焚毀的照片傳到網上。韓國女子組合Apink成員孫娜恩在Instagram上分享了自己正在用餐的照片，與她壹同入鏡的還有寫著“GIRLS CAN DO ANYTHING”的手機殼。有韓國網友在照片下質問：“妳是女權主義者嗎？”“不要以宣傳女權主義的字眼出現在大眾面前。”迫於壓力，孫娜恩刪除了照片，經紀公司還為此專門刊文道歉稱手機殼是品牌合作，不是藝人本人的想法。
事實上，大量男性政治人士、作家和藝人都直接或間接地表示自己讀過《82年生的金智英》，然而承受惡評或網絡暴力的卻都是年輕女性。趙南柱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采訪時表示這是壹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同樣是推薦這本書，韓國民眾對男性和女性推薦人的態度截然相反——女明星推薦這本書時面對的是謾罵和詛咒，男明星推薦這本書就被認為是睿智有想法。這個現象本身就是韓國社會“厭女情緒”彌漫的表征，在趙南柱看來，在經濟不好的時期，韓國男性更加擔心女性發聲述說自己的不滿，要求獲得更多的權利，進而威脅到自己的利益，“他們有壹個令人啼笑皆非的設想——男女關系是壹座天平，男性和女性站在天平的兩端，當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那麽，男性所得到的壹切都必將會向下跌落。”
壹些韓國男性認為，趙南柱的小說不過是女性的無病呻吟，男性作為家庭供養者和社會基石，面臨著大得多的社會壓力和不公對待。有男性網友仿照《82年生的金智英》寫了壹部名為《90年生的金誌勛》的作品，講述壹個1990年生的韓國男性的“悲慘血淚史”，例如強制服兵役、結婚要求男性出錢辦婚禮、買房買車等等。
這是壹種男性視角下的受害者邏輯——如今20-30歲的韓國男性，被服兵役、就業難、買房難、結婚難這幾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同樣是（甚至比女性更是）社會中的弱者。也正是這些在經濟下行、階級固化時期步入社會的年輕男性，構成了“厭女”的主力軍。《人物》指出，亞洲金融危機後，大批韓國職場男性面臨就業率慘淡、失業率上升的現實，再加上2001年憲法法院正式撤銷了自1961年起實施的對退役男性在公務員考試、企業面試等考試中給予5%加分的規定，男性承受著越來越大的生活壓力和資源剝奪感，他們將之歸咎於女權主義者，認為女性在坐享其成的同時卻向辛苦服役工作的男性討要更多的“特權”，厭女情緒就此醞釀開來：
“如今，在軍隊經歷過惡劣的服役環境後，不能憑壹己之力在社會上獲得體面工作和地位的男性，已經習慣於將這種不幸歸結於‘女性過得太好了’或者‘女權主義者要求得太多了’。他們發起反女權運動，發明各種詞匯來物化女性，例如‘大醬婊’指代熱愛奢侈品的女性，‘泡菜婊’指代虛榮的女性。”
如果仔細分析他們的立場，我們不難發現，這是壹種受限於僵化性別分工的、民粹式的邏輯。與父權式想象不同，現實是，如今已經不再將家庭視作唯壹的歸宿和庇護所的女性，並非坐享特權、對男性耀武揚威，而是和男性同樣承受著生活的重壓。《朝鮮日報》稱，就業、買房和教育是韓國年輕人的三大壓力來源。據統計，2018年4月，20歲至29歲的韓國年輕人失業率高達11.2%。韓國應屆畢業生在找工作時平均會投遞200份簡歷，男大學生會花壹到兩年找工作，女大學生的求職時間甚至會更長。韓國房屋租賃市場中獨有的“全租”制度（房客預繳占房屋總價50%-70%的金額）讓多數初入職場的年輕人難以獨立，更罔論結婚生子。根據韓國市場調研機構EMBRAIN在2019年3月發布的報告，73.3%的韓國人想移民，近壹半人表示不願再次出生在韓國。這壹調研結果顯示，當下韓國人已經被競爭壓力和階級固化的悲哀前景壓得喘不過氣來。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韓國的結婚率和生育率逐年下降。據彭博社11月27日報道，韓國7月至9月的總生育率降至0.88，為韓國有記錄以來最低季度數值，遠遠低於2.1的更替水平。2019年，韓國預計將創下全球最低生育率記錄。為了提振生育率，韓國政府自2006年以來頒布了100余項生育獎勵政策，在過去三年裏投入了117萬億韓元（約合6922億人民幣），依然收效甚微。父權邏輯看不到女性在傳統性別分工、個人追求和現實難題之間的掙紮，卻將生育率走低歸咎於女性不婚。9月2日，韓國國會男議員鄭甲潤在壹場人事任命聽證會上斥責壹位50歲的未婚女經濟學家不生育，稱其“未能盡到對國家應盡的責任”，這樣的態度絕非罕見。
為了更平等的未來
“我不認為講述女性的故事就是在排斥男性，我只是想表達女性的生活和苦惱，態度和現實而已。”在談到《82年生的金智英》遭受的惡評時，趙南柱這樣告訴界面文化。在她看來，女性議題與政治經濟議題和階級構造議題是無法脫離來看的，如果解決了其他的社會問題，女性問題也能迎刃而解。然而現實的情況是，女性問題在許多其他社會議題面前被認為是不重要的，結果就是隨著社會發展和價值觀變化，女性的人權卻沒能跟上，“現在反而是需要直視女性境況，集中關註女性問題的時候。”
漠視世界上壹半人口——女性——的自由意誌和發展權已經和現代社會的價值觀極為不符，這是當下性別沖突日益激烈的原因。從很大程度上來說，韓國的低生育率就是韓國社會現代價值觀和傳統文化在女性問題上碰撞導致的病態結果之壹。書評人維舟認為，現代化在東亞地區的進展太快，壹方面強調解放女性，鼓勵女性進入職場，另壹方面傳統的家長制和父權社會結構卻保留了下來，在兩方面作用下，東亞女性在生育上獲得的支持嚴重不足，自然就引來了女性“生育罷工”。
隨著社會進步和經濟環境變化，建立在農業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東亞儒家性別分工在當下已經顯得格格不入。保守主義者或許會相信有著悠久歷史的“男尊女卑”傳統是不容置疑的“命中註定”，但自工業革命起的近兩個世紀歷史告訴我們，女性權利擴張的必然性有其經濟學解釋。
在《愛，金錢和孩子》壹書中，美國經濟學家馬賽厄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和法布裏奇奧·齊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指出，技術進步的壹個重要方面是機器在許多方面取代了人力，勞動力市場越來越看重認知和社交能力而非體力，從而削弱了男性的相對優勢。在大約1850年以後，以教育和知識為形式的人力資本成為了經濟發展和個人成功的關鍵要素。經濟形態的轉變帶來了家庭結構的轉變（由於教育的回報率變高，夫妻開始重視孩子的“質”而非“量”），隨之而來的是女性權利的擴張：為了保障孩子為取得未來成功接受合適的教育——孩子的需求的緊迫性超越了男性特權——身為養育者的已婚女性的權益也應該得到保障，而不是被不負責任的丈夫任意擺布。而當20世紀中葉女權運動徹底打碎女性進入公共領域的障礙後，接受良好教育、擁有體面高薪的工作成為所有人的成功前提，傳統性別角色下的男女差異進壹步消弭。
也就是說，現在的女性，既是家庭人，也是社會人。在生兒育女的同時，她們也需要在職場中成就自我，兩者結合的難易程度決定了她們的生育意願。德普克和齊利博蒂指出，生育率最高的國家也有最多的在職女性。所有生育率高於1.8的國家（如美國、法國、挪威），女性勞動參與率都高於50%，她們往往有較為充裕的育兒支持（無論是家庭內還是社會中）。與之相反的是，在低生育率國家，社會規範通常認為年輕母親和孩子待在家中才是“適得其所”。
《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美】馬賽厄斯·德普克、法布裏奇奧·齊利博蒂 著 吳嫻、魯敏兒 譯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現代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允諾對所有人的需求和欲望予以同等的尊重。在當下世界，占有他人的身體和服務、剝奪他人選擇的權利、貶低他人的尊嚴與價值幾乎在任何地方都會被譴責，然而當這個他人是“女性”的時候，許多地方的意識形態、法律和經濟制度卻依然恪守傳統。
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了這其中的不合理。美國文化人類學家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認為，“政治學是對權力的闡釋：誰擁有權力，如何定義權力，又如何行使權力”，權力應該由男性來掌握、選擇應該由男性來做、女性的身體應該被男性控制——這樣壹種尊卑有別的權力結構千百年來構成了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機制運行的基礎，艾斯勒稱之為“統治關系模式”，即社會中的壹半人淩駕於另壹半人之上，用恐懼或暴力維持統治與服從的關系。在統治關系的社會中，男性高於女性，國王高於臣民，人高於自然，這種思維自然而然地對人做出高低貴賤之分。因此，被剝奪權力的弱者往往揮刀向更弱者，以發泄自己被壓抑的恐懼與痛苦，這也是為什麽當壹個社會統治關系模式越根深蒂固，它對弱勢群體——無論是女性、LGBTQ、少數族裔還是不具備資本的弱者——的歧視和打壓就越嚴重。艾斯勒認為，現代社會正在經歷從統治關系模式向夥伴關系模式過渡的文化範式轉向，這個過程痛苦漫長，卻不容逆轉。
《神聖的歡愛：性、神話和女性肉體的政治學》【美】理安·艾斯勒 著 黃覺、黃棣光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7月
女性的覺醒和反抗是推動這個過程的重要壹環。韓國女性近年來越來越積極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參加女性活動、遊行集會、政府請願，讓我們看到了這個受儒家思想影響最深的東亞社會湧動著的動人變化。趙南柱在新書《她的名字是》裏講述了許多這樣的故事：她們是遭遇職場性騷擾，雖然困難重重卻堅持上訴曝光的白領；是工作了二十年，終於爭取到全職待遇的勞務公司派遣員工；是抗議薩德部署的奶奶……
趙南柱在寫作中有壹個習慣，會在作品最後寫壹篇“作者的話”。在《她的名字是》裏，她把“作者的話”寫成了虛構的故事。趙南柱這樣描述她站在40歲當口心中洶湧的社會責任感：
“從此以後，我不會只被周邊情況影響。我的態度和價值觀也要影響周圍的人和組織，甚至影響到更廣闊的範圍，也就是社會。我想做個有責任感的成年人。”
在她看來，韓國的女性們正在經歷壹個特別重要的時期——女性們簽名、抗議、走上街頭，女性中心的敘事在大眾文化和文學中的比重不斷增加，這樣的發聲絕非沒有意義。“反對的聲音已經減弱了，如果說之前是充斥著失敗意識和冷嘲熱諷的話，現在的情況是我們正在直接經歷這個時代，女性自己發聲，世界隨之改變。我認為女性的這種體驗和堅信不會被輕易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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