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電影翻拍玩起“洋IP”好萊塢→中國版－百視達DVD專賣店,2020電影排行榜,電視劇線上看,2020日劇推薦,2020卡通動漫在線觀看,高清DVD專賣網

　按門類分，可以是電影翻拍自電視劇，如張壹白[微博]從1998年的《將愛情進行到底》衍生出了2011年的《將愛》，也可以是把電影翻拍成電視劇，如2014年由科恩兄弟監制的黑色犯罪美劇《冰血暴》就是改編自他們1996年的同名電影。除了創作者自己在創作之外，更多的是拍攝別人的作品，比如2002年田壯壯翻拍1948年費穆的同名電影《小城之春》，如今這種翻拍改編形式常常跨國別展開，如好萊塢翻拍韓國的《薔花紅蓮》《老男孩》，翻拍日本的《午夜兇鈴》《咒怨》，以及分別被美國及韓國翻拍的香港影片《無間道》《跟蹤》等。

　　翻拍自2009年好萊塢同名賣座電影的愛情喜劇《新娘大作戰》，從七夕上映至今已獲1.73億票房，而由馮小剛[微博]監制、湯唯廖凡[微博]主演的《命中註定》也改編自小羅伯特·唐尼[微博]早年領銜的愛情片《我心屬於妳》，去年拿下羅馬電影節大獎改編自《十二怒漢》的口碑之作《十二公民》，還有未來已鎖定2016年情人節檔期，改編自好萊塢同名愛情喜劇、由舒泣[微博]、馮紹峰[微博]主演的《我最好朋友的婚禮》。翻拍無疑成了IP熱的另壹種延伸。熟悉的故事，新鮮的主創，參差不齊的質量，該憂還是該喜，應該值得高速發展的中國電影思考。采寫/新京報記者田穎

　　■ 翻拍演變之路

　　從山寨、抄襲“借鑒”開始

　　“有些電影，它的大致模式是完全從西方電影來的，但藝術創作往往很難量化，尤其是影像的東西，抄襲還是借鑒其實沒法精準界定”，在中國傳媒大學教授索亞斌看來，如今越來越多的電影像《我知女人心》（原作《男人百分百》）《保持通話》（原作《壹線生機》）等都承認翻拍，正是由於內地觀影人群日漸成熟化，“只有成熟的電影觀眾才可以很清晰分辨出來哪部電影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模式是從其他電影而來”。

　　“中國從來不缺翻拍，邵氏兄弟電影公司的創辦人邵逸夫，號稱全世界看電影最多的人，每天至少看四部電影，他就是看哪個合適，就把它翻拍成華語片，比如《猩猩王》就翻拍自《金剛》”。談及近年來廣受關註的華語電影翻拍現象，中國傳媒大學教授索亞斌認為，這確實是壹直都存在的，不同之處在於創作者的公開程度不同，如2002年陸川[微博]執導的《尋槍》，在顯性結構，即故事框架、人物情緒、主題意象等方面，和1949年黑澤明的《野良犬》幾乎如出壹轍，“但陸川電影的改編基礎從凡壹平的中篇小說《尋槍記》而來，怎麽也是小說抄的頭”。還有和1987年美國喜劇《飛機、火車和汽車》高度匹配的《人在囧途》，同樣是講述從兩個半小時被意外耽擱到四天三夜的返家旅程中，所遇到的荒誕故事，連交通工具的轉換這條主線都沒有任何改動，但在片尾字幕的原創故事壹欄上卻署著劉儀偉的名字，導演葉偉民也從沒有對創意的來源表過態，反倒是後來同樣由徐崢[微博]、王寶強[微博]主演的《人再囧途之泰囧》，因使用與《人在囧途》特有名稱相同或相似名稱的行為，容易導致相關公眾的混淆和誤認，在2014年被判侵權，賠款500萬。

　　此外，與最初誕生於葡萄牙的網絡互動劇《蘇菲日記》驚人相似的《非常完美》，同時擁有《兩桿大煙槍》、《偷搶拐騙》氣質的《瘋狂的石頭》等，都曾受到質疑，導演金依萌和寧浩當時都分別予以否認，前者稱並未看過《蘇菲日記》，“世界上的人物性格無外乎就這麽多種，像那些英雄主義的片子人物都是壹個樣”，而後者也表示在創作該片劇本時，還沒有看過《偷拐搶騙》，只是在影片拍攝過程中對蓋·裏奇的手法有所借鑒。

　　不再偷偷摸摸玩“洋IP”

　　“電影環境與市場利益已經把影人們卷入到風險浪濤中，都搖身變成了借本翻賬火急火燎的賭客，哪可能再潛心埋首專心創作呢？”《霸王別姬》編劇蘆葦在采訪中直指現在IP熱並不正常。中國電影產業正處於迅速發展期間，但又缺乏好的劇本，因此饑渴的影視公司開始買入網絡文學版權，IP壹下成了時髦概念，其實IP這件事早在多年前就被玩過，而且張藝謀還玩過洋IP翻拍，只不過那時候沒有IP概念而已。

　　IP（intellectual property，即知識產權，說白了，就是原創版權）早從電影誕生之初就開始了。作為第七藝術，1895年才出現的電影只能從文學、戲劇、音樂等其他年長的藝術形式中汲取營養，以第五代領軍人張藝謀為例，他早年斬獲柏林金熊獎、威尼斯金獅獎和戛納評審團大獎的影片，從1987年《紅高粱》、1992年《秋菊打官司》到1994年《活著》、1999年《壹個都不能少》，每部被加冕的獲獎影片都是自文學作品改編而來。而壹旦開始嘗試獨立創作，如2002年內地商業片市場的標誌性影片《英雄》，拆掉了文學這根主心骨，創作的軟肋也暴露無遺，全片為壹個扭曲的“俠”字歌功頌德，而張藝謀的名字也第壹次受到如此大面積的質疑，但真正幫他走下神壇的卻是2009年翻拍科恩兄弟《血迷宮》的那部《三槍拍案驚奇》，至今仍被定義為爛片。而談到這次翻拍經歷，盡管他埋怨過張偉平在背後不斷催促，但他也承認當時沒有劇本的苦惱，“小說沒有現成的，改編也很慢，那就學斯科塞斯拍《無間道》，直接拿到現場翻拍，多痛快”。

　　可惜的是，洋IP被玩壞了。與《三槍》前後腳上映《保持通話》《歌舞青春》等國產翻拍好萊塢電影，口碑票房也不盡如人意，壹下讓翻拍成了水土不服的代名詞。以至於此後幾年，片方再買了國際版權的改編權之後也不再聲張，直到去年改編韓國電影《奇怪的她》的《重返20歲》上映票房大賣，以及獲第九屆羅馬國際電影節最高獎的《十二公民》贏下口碑，這壹情況才得以改變。今年《咱們結婚吧》《命中註定》和《新娘大作戰》以及明年上映的《我最好朋友的婚禮》都直接打出了翻拍牌，而且二十世紀福斯、索尼哥倫比亞的中國分公司因為母公司擁有版權，也參與到《新娘大作戰》《我最好朋友的婚禮》制作和發行，這也讓翻拍開始逐漸走向正軌。

　■ 論點

　　翻拍別國作品要接中國地氣

　　成功案例

　　“《人在囧途》《十二公民》算是國產翻拍中的佼佼者”，索亞斌表示，本土化是考核翻拍成功與否的標準。《人在囧途》有效地和春運這壹中國特色的社會現象結合，兩個主角代表了完全不同的兩個社會階層，他們之間的矛盾沖突也是當下中國社會的現實；另壹部《十二公民》雖然在國內沒有陪審團制度的天然土壤，但導演徐昂根據朋友弟弟在法學院念書的經歷，聰明地將故事背景置換到大學的“英美法模擬庭審”課程中，把原著裏12個陪審團成員轉換成了12個家長，“它提供的議題是當下中國迫切需要的，其社會意義遠遠大於藝術品質”。

　　失敗案例

　　在張逸松看來，翻拍韓國、日本等亞洲地區電影的成功可能性更大，“畢竟他們都曾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情感共鳴點、社會問題、觀眾產生購票欲望的興趣點都比較接近”。這種不可避免的地域性差異，應該算是翻拍改編的最大問題。持同樣觀點的索亞斌舉了《我知女人心》的例子，“雖然與原著相似度高達90%，有劉德華鞏俐這樣的好演員，拍攝水準也不錯，但影片不接中國地氣，它所反映的是中產階級的優越生活狀態，和大多數觀眾沒有共鳴。”

　　■ 版權購買流程實例全解

　　確定版權歸屬

　　因為翻拍涉及原著改編，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改編作品應當征得原著權利人的許可。公開發行的影片，屬於制片方、出品方，而獨立制片的獨立電影，則屬於創作者自己。不過著作權是有期限的，自然人是終身和死後50年，法人是發行後的50年，如果著作權已經到期，再改編翻拍就不涉及版權問題。此外，原著作者在沒有受到特別限制的情況下，可將其作品的改編權、攝制權、翻譯權、廣播權等等多次轉讓給其他主體，並獲取報酬。

　　購入劇本改編

　　也就是說，制作方只要通過合法途徑取得了原著作者的改編權、攝制權，便可進行翻拍，並註明根據某某原著或劇本改編即可。

　　版權方主動售賣

　　版權交易的流程並不復雜，據太合娛樂總經理張逸松介紹，壹般可以分為兩種，壹是版權持有方本來就對外銷售，大家看到了去買，以2014年由劉江[微博]執導、高圓圓[微博]主演的愛情電影《咱們結婚吧》為例。原來，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每年都會來中國，推薦韓國優秀項目合拍的機會以及韓國影片在大陸的翻拍權，《結婚前夜》就在其中。

　另外壹種則是買方先相中了影片覺得不錯，再去申請做采購流程。買賣雙方達成共識後，就可以簽訂相應合同，再由雙方版權保護機構做備案和登記。如果是跨國合作，還需涉及稅費問題，如版費、引進費用等。

　　可能遇到的問題

　　“過程並不復雜，和我們在國內買壹本小說的改編版權，沒太大區別，只是會牽扯到更多的版權保護和版權登記的工作而已”。不過，張逸松提到了購買《結婚前夜》時遇到的其他問題，比如除了購買電影的翻拍權外，是否需要當年電影的對白臺本和相關素材？“最後采用的方法是既買了它的翻拍權，又買了它在中國大陸的發行權，這樣我們就有了壹整套完整的物料，可以支撐翻拍，同時還能幫助導演在之後的電影創作中，從文字到影像各個方面，對所遇到的問題提供更好的調整。”

　　張藝謀也曾向記者透露，《血迷宮》的版權並不在導演科恩兄弟手上，是從大型版權公司購得，通常這種情況下，版權公司都會有很多附加條件，這也是造成《三槍》版權費昂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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