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很多年輕觀眾而言，知道鄭曉龍可能是從那部大熱的《甄嬛傳》開始，實際上，鄭曉龍早有“中國電視劇的巴頓將軍”之稱。鄭曉龍是中國電視劇事業的第壹批拓荒人，曾策劃組織過多部具有轟動效應的電視劇，如《四世同堂》《渴望》《編輯部的故事》《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執導過《北京人在紐約》《金婚》《甄嬛傳》《紅高粱》《羋月傳》等現象級作品。
鄭曉龍鄭曉龍
鄭曉龍自1984年開始在北京電視藝術中心（原北京電視制片廠）主管電視劇生產，當了10年副主任之後又當了16年主任，直到2010年辭職。在這近三十年中，他創造了中國電視劇發展史上的多個“第壹”，如第壹部長篇室內劇《渴望》、第壹部電視系列劇《編輯部的故事》、第壹部全程在海外拍攝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同時還培養、提拔了許多人才，馮小剛[微博]、趙寶剛[微博]等目前活躍在影視圈壹線的導演當年都是從北京電視藝術中心（以下簡稱北視中心）“出發”，壹起見證了中國電視劇的黃金時代。
之後，鄭曉龍加盟了樂視花兒影視公司，在目前被玄幻、小鮮肉、大ip包圍下的中國電視劇市場中，他所執導的《甄嬛傳》是近年來口碑最好、影響力最大的壹部古裝劇。同時，鄭曉龍從來沒有放棄過對現實題材電視劇的關註，比如剛播完的《急診科醫生》，就是他又壹次執導的現實主義題材都市醫療劇。
《渴望》收視率達90.78%
題材從主旋律落到普通人，播出時犯罪率下降
上世紀198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電影相繼進入黃金時代，在電視劇方面，北視中心成為重要創作陣地。在鄭曉龍看來，那個時候的創作氛圍很純粹，“電視劇的娛樂性、收視率都不是主要的考量標準。領導重視創作，壹再強調，要解放思想。”而中國電視劇上世紀90年代繁榮的標誌，就是從北視中心的《渴望》開始的。
《渴望》《渴望》
1990年，《渴望》播出，成為電視劇歷史上的奇跡。這部電視劇播出時“萬人空巷”，收視率到了90.78%。公安部還因為“播出期間犯罪率下降”，專門舉行了慶功會，對劇組進行表彰。
《渴望》的構想是1989年，鄭曉龍與編劇李曉明、王朔、鄭萬龍在北京北三環邊上的薊門飯店聊出來的。當時大家樸素的出發點是，把關註點從主旋律落到普通人。而故事主角則定位在女性，她善良漂亮，為人正直，任何美德都放她身上，再把磨難都放她身上。李曉明寫了19萬字的大綱，半年後，50集的劇本出爐。
鄭曉龍時任北視中心副主任，他想改變電視劇的生產方式。過去電視劇都像電影壹樣，拿著單機室外拍攝，進度慢，花錢也多。於是《渴望》改成室內拍攝、同期錄音。鄭曉龍算了壹筆賬，《渴望》全劇50集只花了102萬元，平均壹集2萬左右，大大降低了拍攝成本。這種呈現方式，也讓觀眾覺得新鮮。很快，觀眾被劇中劉慧芳的善良、王滬生的自私、宋大成的憨厚所吸引，標簽化到極致的角色塑造，迎合當時人們對真善美的追求和是非判斷，以至於當時的婚戀觀都受到影響，流傳起壹句話，叫“娶妻當娶劉慧芳，嫁人當嫁宋大成”。不少女士身上，穿起了劉慧芳的同款上衣，名為“慧芳衫”，這也算是早期的“帶貨女主”、“明星同款”了。
● 每天第壹件事是趕鳥
《渴望》主要室內場景拍攝集中在兩個籃球場。棚為漏棚，上面擱著吸音的大包。因為是同期錄音，每天早晨全體人員要做的第壹件事就是齊心協力趕鳥。每個星期休息壹天，劇組開班車上下班，還定期組織籃球比賽。
《編輯部的故事》險些被斃
葛優壹集片酬80元，導演被稱“250導演”
《渴望》之後，鄭曉龍開始籌備《編輯部的故事》。創作團隊主要成員有李曉明、王朔、朱小平、付續文、蘇雷、葛小剛等幾個人。李冬寶、牛大姐、劉書友這些角色都是在討論中被大家議論出來的。又討論出20多個話題，比如“誰主沈浮”、“星星撞地球”等社會上有意思的事。鄭曉龍回憶說，在確定下基本方向後，幾個人就各自分頭開始寫劇本。
《編輯部的故事》《編輯部的故事》
劇中核心人物“李冬寶”，在劇本策劃階段，鄭曉龍就已經有了自己心中的最佳人選。有壹次鄭曉龍在朋友家吃飯，見到了葛優。因為鄭曉龍此前看過葛優演的電影《頑主》，留有很深的印象，他覺得葛優身上有李冬寶那種冷幽默的感覺。鄭曉龍壹說“編輯部”這個事，葛優立刻就答應了。比起“李冬寶”的選定，“編輯部”的劇本初期進展並不順利。大家把分頭寫完的劇本交給鄭曉龍，他壹看，大家寫的風格不壹樣，王朔寫的兩集很幽默，有喜劇效果，所以就把王朔定為總編劇，大家都照著王朔寫的重寫。“因為馮小剛在模仿王朔方面比較像，後來他也加進來。”鄭曉龍說，當年主創們的報酬非常“實惠”，王朔每集編劇費100元到150元，葛優單集片酬僅80元，鄭曉龍自己的導演片酬每集250元，鄭曉龍笑言：“所以那個時候我們也被叫做‘250導演’。”
比起現在部分明星拍戲有專屬房車、特制飲食來，當年的拍戲條件自然差多了。這部劇的主創們曾在接受采訪時回憶：“當年過了壹個特別熱的夏天。排風扇不能開，因為要同期錄音。有壹段時間只允許在棚裏堅持15分鐘，因為屋裏溫度已接近60攝氏度了，再不透口氣，哪個人也受不了，機器設備也受不了。就趁著休息趕緊拉閘，大家吃點冰棍，這時候排風扇嗚嗚嗚開始抽，什麽時候溫度降下來再進去拍。”這種拍攝條件，卻並沒有影響該劇的質量。
盡管《編輯部的故事》在播出時遇到了險些停播的“插曲”，但在電視劇創作上，鄭曉龍壹直相信要堅持文藝對現實的幹預。“《編輯部的故事》壹開始不被很多中老年觀眾接受，他們會說，這是什麽啊？這是編輯部嗎？每天不工作，壹天到晚地瞎貧。後來中青年觀眾奔走相告，就把它（的熱度）帶起來了。”這種口碑得益於該劇在嬉笑怒罵中恰到好處的針砭時弊——幾乎都是跟當時的社會民生緊密相關的現實性話題。
● 李瑞環肯定後順利播出
作為壹部針砭時弊的喜劇，《編輯部的故事》在上世紀90年代也顯得非常先鋒。甚至在播出時險些被斃，其中的壹些臺詞讓壹些人不能接受，劇拍完就停在那兒了。1992年春節，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李瑞環到北視中心視察，於是劇組的主創就在現場問他對《編輯部的故事》的觀感。據鄭曉龍回憶，李瑞環當時說，自己沒看，但是身邊的那些年輕人看完了。“李瑞環接著就說，‘打籃球的時候我跟這些年輕人交流，我問他們怎麽樣，他們說很好，很有意思。我想，這些年輕人的水平應該夠高的吧，他們都覺得好的話就應該沒有問題。’他這話壹說完，這個片子就沒有人再說不好，順利全國播出，還獲了不少獎。”
《北京人在紐約》澆冷“出國熱”
垃圾堆裏撿來彩電、洗衣機、櫃子當道具
上世紀80年代出國潮正熱，曹桂林《北京人在紐約》小說中有段話“如果妳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裏是天堂；如果妳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裏是地獄。”也成為對當時這股熱潮的最佳解讀。
拍攝之前，鄭曉龍去美國體驗生活半年，也成了開拍之前劇組中唯壹去過美國的人。1991年，鄭曉龍在美國，為了籌備《北京人在紐約》開了六次座談會。和當地留學生、華人座談。他想了解在美國的華人是什麽樣的，然後讓編劇李曉明再修改劇本。“美國並不是遍地黃金，去了隨便撿，也要打工。好的地方就是24小時熱水，住的地下室很大。”
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視劇組全體出動全程到國外拍攝的先例，首先辦大家的工作簽證就是壹件麻煩事。拍攝前，也有同行建議內景在國內拍，到國外去拍點外景。但鄭曉龍說，要拍就全部在美國拍，不然拍不出那種感覺。
出國拍攝，劇組面臨的另壹個大問題就是經費緊張，沒有錢。與現今拍電視劇動輒幾千萬、幾億的投資相比，鄭曉龍當年帶去美國拍攝的費用只有120萬美元。
到了美國後，劇組想盡壹切辦法節省開支。美工部門的幾個人住在紐約牡蠣灣小鎮的北國飯店，飯店對面是壹個專放大件廢品的垃圾站。垃圾堆裏時不時會出現壹些能用的東西。於是冰箱、洗衣機、櫃子全被撿回來當了道具，他們甚至還撿到了壹個可以播放的40英寸大彩電。
在美國的壹段時間，也使鄭曉龍修改了原著中的壹些情節。王啟明和郭燕離婚、David這個人物都是後來加的，小說裏沒有。鄭曉龍認為，去了美國，當然得跟美國人發生點聯系，而中國人講究“奪妻之恨、殺父之仇”，我把妳生意給搶了，這樣才有意思。
1993年，電視連續劇《北京人在紐約》播出後在國內引起巨大反響。當時中國處於“出國潮”，很多人都想出國，但卻並不了解華人在海外真正的生活。鄭曉龍回憶，《北京人在紐約》播出後，去美國辦簽證的人都減少了。
回憶起當年中國電視劇的黃金時代，鄭曉龍說，上世紀90年代幹這事，和錢沒太大關系，就是做事。在鄭曉龍看來，衡量壹部好作品唯壹壹個標準，就是大浪淘沙，被歷史遺留下來的就是好作品。“很多作品當時不被看好，《紅樓夢》當時是禁書，但它經得住時間檢驗。很多作品當時很火但歷史沒把它留下來。”
● 姜文是個“聰明人”
在《北京人在紐約》中，姜文塑造的“王啟明”的意義和葛優對於《編輯部的故事》中“李冬寶”壹樣，都是壹錘定音的決定性人物。姜文看了《編輯部的故事》後非常喜歡，表示願意壹起合作，所以主動要壹起拍《北京人在紐約》。在鄭曉龍看來，姜文是壹個很強勢的人，拍攝中經常會跟鄭曉龍有對人物理解相持不下的時候，兩人誰也說服不了誰，姜文會很堅持自己。鄭曉龍這時就會說，那我們拍兩個版本，最後看哪壹個版本更好就用哪個。“姜文是聰明人，壹聽這話，說那別，按妳的來吧，反正最後是妳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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