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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三年,曾以《少女哪咤》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李霄峰,帶著第二部劇情長片——《追·蹤》,再次回到了金馬影展。

  若說時間流轉為本片主角們帶來心智上的轉變,這三年來李霄峰自己又有什麽改變呢?或許就像他的電影角色總帶著某種本能似的沖動,帶著那壹股勁,從訪談與映後座談中,感覺李霄峰這次也更跟隨自己的直覺。本次拍攝前畫了三輪分鏡都沒帶上,盡量視拍攝現場的情況來決定怎麽拍。他回憶前作大概百分之七十根據分鏡完成,留百分之三十的創作空間給自己,這次則幾乎反了過來。拜劇組人員跟他培養起的相當默契為基礎,成就這次對自己創作的壹個要求。

  集體創作

  跟李霄峰談下來,很快就能發現他是壹個高度自覺的創作者。當我們說了上述導演和角色的關系時,他回說自己也知道這是其個性和局限性,而他在這兩部片中是如此直面自己。不論如何,至少我們可以看到,通過二部劇情長片,李霄峰已逐漸找到壹套屬於自己的創作方法。導演表示他非常享受從各自發展到總結統壹之間的互相碰撞,相對於他教條式地給出壹個框架,集體創作對他而言更像是真正的創作。本片共掛名了四位編劇,李霄峰說他們各有千秋,各自將自己的血肉,對人物與生活的理解,放入劇本中。每個人各寫幾稿後,到了第九稿,他開始思考如何將劇本電影化。作為最後的選擇者,導演認為自己最根本的判斷標準還是可視覺化的程度,是不是可以拍得出來,拍出來是不是有挑戰性。李霄峰特別喜好李安“電影是附著於色相”的說法,在影像化的決定過程中,他也如此重視視聽與人物散發的魅力。

  縱使導演有最終的選擇權,電影並不壹定就屬於他本人。對李霄峰來說,電影是獨立於導演之外的,導演只是個呈現者。他認為“作者”這兩個字有時候甚至可能成為遮羞布,好像壹旦宣稱自己是作者,比如用手機隨意拍攝,也都可以說自己是在拍電影。對他而言,電影導演的天職不是做壹個作者,不是去表達自己對社會有怎麽樣的觀感,這些應該全面隱藏或融化在電影中。李霄峰相信存在決定意識,電影導演是所有藝術部門的組織者,電影無法由他壹個人完成。所以壹路上獲得的建言,導演也會視情況決定,適時從善如流,比如本片就接受了藝術顧問陳傳興老師的建議,將順敘敘事改成如今所見的非線性結構。

  最後編劇們共完成了十二稿,劇本費心琢磨程度壹如前作。李霄峰將人物的塑造比成捏泥人,得壹點壹點做到傳神,過程中將很多人的影子捏塑於同壹角色。從最開始的虛構出發,最後也需要有個落地,足夠跟真實生活接軌,通過人物的變化來展現社會的變化。他表示這個過程是高度凝練的,畢竟電影跟生活還是不太壹樣,電影有其超越生活的地方,電影能呈現生活中我們感知不到的部分,而這也是他觀察有些觀眾會感覺本片場景相當戲劇化的原因。

  電影的第三條路

  電影超越生活,李霄峰強調這的確是他所追求的,《追·蹤》不是壹部寫實電影,其中的寫實元素都是比較內在的、精神層面的。倘若我們以“寫實電影”的期待觀賞本片,有些觀眾或許會對精煉後造成的劇情省略,感到些許疑惑。比如留白留得最多的是徐峰的角色,李霄峰常被問,為什麽徐峰十年後要回來?可能每個人都會為他找些動機。但導演邀請我們要相信,人還是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至於電影該如何呈現壹個人的反省?徐峰會是因為看到妻子瑩瑩從舞臺上摔落,在這樣壹個瞬間就突然開始自我反省嗎?這種常見的戲劇安排在李霄峰眼中是很牽強的,人的復雜性並不是如此展現。他回憶自己開拍前,在導演手記中寫下,“我們不是來留白,我們是留出壹個深淵,徐峰和瑩瑩就是從深淵裏爬出來的。”於是電影直接呈現徐峰在造型、語言、個性上的變化,並在背景中置放了諸多細節暗示。李霄峰分享在我們訪談前壹天的放映結束後,壹位女性觀眾特別上前感謝導演不把觀眾當傻子。誠然,他相信觀眾有思考的能力,有感受電影的能力,大家可以自己想像這十年來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針對寫實性的討論,不免就要帶到李霄峰提出的“電影的第三條路”,這第三條路是嘗試從“真實與虛構間找到壹條縫隙去前進”,為何這被他視為壹種“革命的實踐”?導演提到,當我們回望電影史,對現實生活的描摹已經有非常多成功例子,作為新導演,他們是否還要或只能像刻模般繼續這樣拍攝?各地的新浪潮顯然也不是這樣開展自己的電影語言。新導演們是否應該就電影本體進行思考,讓電影未來有所突破?這樣的推陳出新又可以怎麽進行?李霄峰指出,在社會議題的面向上,新壹代的創作者應該走得更深入,過往比如我們關註壹個人喝水還是喝酒,第三條路則是要帶領我們思考,當這個人喝完水或喝完酒後,會產生什麽反應?他的精神圖景會產生什麽樣的變化?精神圖景對導演而言也是社會圖景,正如片中王棟在杜國金家中撞見並上前撫摸的那幅羅中立著名的畫作《父親》,不只是在繪畫中寫實的呈現了壹個農民,更是透過這樣壹種父親形象的擺放,電影探問這個時代我們所追尋的精神上的父親究竟何在?

  從“Liar”(說謊的人)到“徹底誠實的人”

  人們的精神世界,在中國快速發展的物質世界中,產生了什麽變化?從《少女哪咤》到《追·蹤》,李霄峰不斷嘗試叩問: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劇變中,社會還有沒有是非對錯?善還能不能在我們的靈魂中戰勝惡?人類生活還有沒有所謂的指導性法則? 這次,李霄峰還將這樣壹種古典的倫理命題,置放於重慶這座充滿魔幻場景的城市,成為早已存在我們生活各處的古典與現代交融,壹個濃烈的縮型。

  有趣的是,早年李霄峰以“Liar”為筆名寫作,從這樣的自我命名,到不管是《少女哪咤》或《追·蹤》中對誠實的追求,這壹路上他經歷了什麽?李霄峰回想小時候的自己非常叛逆,經常對父親說謊,但長大後他發現,問題從來不是小孩對成年人說謊,而是成人世界有太多謊言,他回憶自己年輕時對鄭知明的歌曲《不要騙我》印象深刻,而就如片中王棟的女兒最後也目睹了大人的醜惡,這樣的殘忍是遲早的事;本片編劇沈祎也描述她身為旁觀者對李霄峰的觀察,她覺得導演從叛逆少年到對誠實的追求其實是很壹致的,李霄峰終究是壹個很孩子氣、很相信純真的人。無奈世界是復雜的,她認為李霄峰的痛苦或矛盾,或許就是來自於他在孩童與成人兩個世界之間的角色沖突。

  “壹個徹底誠實的人是從不面對選擇的,那條路會清楚無二地呈現在妳面前。”顧城作品的這句話對兩人的創作有相當的影響,誠實的人並不會算計選擇什麽更好。“但這樣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會活得怎麽樣呢?恐怕不會太好。”李霄峰自問自答。


  古典倫理命題放在後現代的現世,可能對某些觀眾來說,顯得老派或甚至保守過時,也有人質疑主角最後繩之以法是對審查妥協。李霄峰憶起他們昨天聽到陳淑樺的《滾滾紅塵》,才感嘆這樣至純至真歌唱大時代的聲音再也不會有了,畢竟社會土壤在變化,我們對音樂與電影的審美也有所變化。沈祎笑說現在大概只剩“滾滾風塵”,她也引韓寒那句“成人世界沒有對錯,只有利弊”,或許現在模糊善惡是更高級的選擇,甚至成為某種電影類型,但她與李霄峰都還是堅信自我良知的發現,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犯了罪,縱使沒受法律審判,其實某程度上都還是得面對自我的審判。所以我們看到片中每壹個角色,都是主動選擇自己的結局,主動解決自己的問題。李霄峰說:“當徐峰最後壹刻把自己的人格撈回來時,其實不用解釋為什麽,他這樣做其實就夠了。”沈祎也補了壹句:“何以逍遙法外壹定是更高級的人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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